福建古时候有个“冶城”，始建于汉高祖五年（前202）。比“冶”更早之前还有“七闽”，是闽地被西周征服的七个小方国，始见于《国语·新语》之载，约西周时代（前1046-前771）。再更早以前，人们至今未发现有文字记载的福建。但近百年来的考古实践发现：商代有闽侯黄土仑文化遗址（有陶器和石器），漳州虎林山遗址、南靖土地公山遗址（有陶器和兵器），光泽白主段遗址、武夷山葫芦山遗址、浦城猫耳弄山遗址（陶器为主），武夷山船棺等等；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址有福清的水稻灰烬，浦城牛鼻山遗址大量的石锛、石镞（约4000-7000年前），清流的人类化石、东山的“东山人”化石等（约在1万年左右）；旧石器时代还发现有三明万寿岩早期人类活动的遗址（约18万年前）。

很多，史学界已有系统论说这里不作赘述，以上呈现的仅是时间线上的重点。本文要说的不在福建的历史溯源，而在“冶城”，这个被汉高祖刘邦御封的闽地第一个中原承认的异姓封国都城。

冶城，是汉初御封的闽越国都城。它对于福建的意义很重要，因为它承前启后既往开来，现代很多有识之士甚至认为冶城之地即为福建的源头之地，以致争相挖掘证明归属。如：有福州市政协主编公开出版的《冶山史话》，认为冶城在福州；有福建闽越王城博物馆主编出版的《闽越王城文集》，以大量的考古发现及遗址呈现，认为冶城可能在武夷山城村；《中国地域文化通览》之《福建卷》认为冶城可能在福州和武夷山城村两地。持“冶为福建之源说”的，有原南平市政协副秘书长李子先生的《“冶城”新解——福建文明的源头之探》，认为古闽国的都城叫冶城，都城设在建瓯一带，建瓯为福建文明之源；有建瓯方志委主编的《闽源之窗》公开撰文，用倒推考证法称冶城在建瓯，建瓯为闽源；笔者十年前在撰写《建安纪事》时也花了近四年时间来考证冶城的归属，学那些有识之士亦想证明冶城在建瓯，彪炳建瓯的历史荣光。

遗憾的是，看过《建安纪事》的人都知道，作者无法断言冶城在建瓯。时下，闽源之探又在建瓯蓬勃兴起，本人虽然无法证明冶城在建瓯，也还留下了几分读书心得，且十分愿意为闽源之探提供个见。

首先，“冶城”并非闽地之源。因为，在冶之前，从文字记载看就有“七闽”，即七个小方国；从考古发现看福建各地都有商周及更早时期的人类遗存，也证明了闽地在商代以前就有多个地方存在人类活动。李子先生所说的古闽国是存在的，且文献记载就有7个。只是，他们与“冶”不在同一个时代，至少相差近千年。若真要以“源”来定位，这些早期的福建人类，似乎更有资格称“源”。然而，源头到底算哪个方国呢？或者哪个遗址地呢？建瓯属于哪个方国呢？学界至今没有定论，也无法定论。另外，中国古代所谓的“治国平天下”，是说惟有治理好邦国，方能取得“率土之滨莫非王土”的天下太平。这个“国”，大可到领千邑之地，小的仅是一个领数百户土地的受封家族。按闽地在周代，比汉代淮南王刘安所厌弃的“闽地蛮荒多狭阻”要更早过千年，应该“发达”不到哪里去，所以对其七个小方国在繁荣无比甚至超过中原的假设上，不必痴心。

其次，“冶城”到底在哪里？这是个十分专业的史学命题。要回答这个问题，也只能借助当前历史学界公认的研究办法来予以解答。按历史学研究的办法，无外两个手段：文献记载和考古发现。强调一下，这是世界公认的办法。除此别无他途。

文献记载的“冶城”

一是可以看出明确方位的。《史记》卷四十一《越王勾践世家》有说：“汉五年（前202），复立无诸为闽越王，王闽中故地，都东冶”；《汉书·闽粤传》也说：“汉五年，复立无诸为闽越王，都冶”。结合两条可知，冶即东冶，是闽越王无诸的都城。再看：《史记·东越列传》说：“无诸都冶，摇（指浙东南沿海一带东越国的首领东海王）都东瓯，东越后立为冶县。”《汉纪》说：“武帝平东越，东瓯后立为回浦县。”这两条为承上启后信息，意思是：汉武帝灭东越后，原无诸的都城“冶”立为冶县，原摇的都城“东瓯”立为回浦县。请继续：《闽大记》卷2《闽记》说：“汉孝昭始元二年（前85）闽越立冶县，属会稽南部都尉。”《晋书·地理志》和《太平御览》均有：“冶县，后更名为侯官。”此二条意思很明显：冶县后来更名为侯官县。再继续：宋代《太平寰宇记》之《江南东道》说：“建安县，地本孙策于建安初分侯官之地立此邑，即以年号为名，属会稽南部都尉。”明代《八闽通志》：“汉建安初，始分侯官之北乡，置建安、南平、汉兴，属会稽南部。”两条的意思是：东汉建安初年，从侯官县分出三块，设为建安县、南平县、汉兴县。可见，建安之地从侯官分出，侯官早于建安。

以上为文字记载的递进式信息链，把“冶”的所在最后指向了“侯官”，而全中国只有福州的前身叫过侯官。还有直接明了的，如：宋代《三山志》载：“冶都，在今府（指长乐府，今福州）治北二百五十步”。

如果从以上文献记载来看，冶在福州没有疑义。

二是从互证中推出的可能性方位。这个问题要先从一段历史故事说起。强调一下，故事非笔者所编，乃据历史文献梳理而成：秦末，天下大乱。秦闽中郡（辖区含福建全境及浙南和粤东北）以君长无诸、闽越贵族摇和织为代表的三位豪杰率领闽越人参与了反秦起义，后又“佐汉击楚”，成了刘邦建国的功臣。汉高祖论功行赏，遂在原闽中郡故地立三个王，分别是闽越王无诸、东海（后改东越）王摇、南海王织。闽越国建都“冶城”，东海王建都“东瓯”，南海王以“南武”为封地。东瓯后来改为回浦县，在今浙江温州和台州一带，南武在今福建武平县境内。刘邦名义上行赏，实际上是拆分了无诸的原闽中郡天下。这种分治政策，令闽越国的无诸产生了不臣之心。于是，战争开始，从公元前202年无诸建国到前110年余善（闽越国王）亡国的92年时间里，闽越国几乎深陷争抢国土的战争中。期间，南海国率先被汉朝镇压，其地被划入南越国（今广东省大部）。闽越国与东海国则分分合合，汉武帝建元六年（前135），闽越国王郢的弟弟余善发动弑兄政变，汉朝为稳定闽越局势，遂另立无诸之孙丑为闽越繇王，改东海为东越，立余善为东越王。余善虽为东越王，实际上还掌握着闽越国的大权，闽越和东越都是余善做主，亲如一家，闽越和东越这个时期也经常混为一谈，闽越即东越，东越即闽越。于是，两越携手共同对抗汉朝军队，在福建北部构筑了拒汉六城，分别是：邵武乌坂城，浦城汉阳城、临江城、临浦城，武夷山汉城、建阳大潭城。武帝元鼎七年（前110），汉廷调遣四路大军围攻闽越国，闽越灭亡。汉武帝随后实行“徙民虚地”政策，下令强行将闽越国城池尽毁，将闽越民众北迁散居到江淮之地。

故事到此为止，我们继续回到寻找“冶城”中来。

（1）地名推设论。一是有学者以“东瓯”县的瓯，与北宋设立的“瓯宁”县的瓯为同一字，推设瓯宁县的命名是由于汉初所立东瓯县在今建瓯，因而取名为“瓯宁”县。这也是本人当初极想证明成立的愿望。支持的文献有：清代八闽督学徐孺芳为时任瓯宁县令邓其文修订的《瓯宁县志》作的序文：“曰瓯宁，闽郡邑别无以瓯名者，按汉元鼎中，闽与瓯并称，王相攻击，岂无诸余善时？特籍此控制瓯越耶。”徐督学的意思是：宋代之所以取县名为“瓯宁”，是东瓯当年在建瓯。理由（1）福建其他地方没有以“瓯”为名的；（2）当年汉朝为了控制闽越国，特将东越国国都东瓯县设在此地。徐孺芳的推论并没有其他确切文献可以佐证，他的观点不是基于文献记载，是个人推断。二是有学者认为“冶县”即“东瓯县”，得出冶县在建瓯，闽越国国都在建瓯。所持理由是：闽越国即东越国，东越国都东瓯县后来改名为回浦县（见《汉纪》：“东瓯后立为回浦县”），回浦县后来改名为章安县（见《太平寰宇记》：“回浦，后汉光武更名章安”），以“章安”与“建安”谐音，认为回浦县即建安县，倒推上去认为东瓯在建瓯（古建安），冶县在建瓯。

以上两种观点都是基于地名推设得出，事实上难以成立。徐孺芳所说的“瓯”字，在东越国版图上（今天的浙江温州地区）是存在的。而回浦与章安也存在于今天浙江省的台州地区。

（2）史实推设论。汉初，由于闽北地区存在“拒汉六城”的历史事实，再加上余善弑兄政变后被封为东越国国王，有过一段二王并存（东越国王余善，闽越国繇王丑），余善掌控两越的时间，于是有学者推断，“冶县”可能存在于几个地方：（1）、福州；（2）、浙南的回浦（即章安）；（3）、浦城；（4）、武夷山城村；（5）、福州为闽越国繇王的国都“冶”，武夷山汉城为东越国余善的国都“东瓯”。

以上没有确指，都是推设。但以“冶在福州说”和“东瓯在武夷山城村说”为学界普遍共识。

考古发现的“冶城”

本文只就福建区域可能存在的冶城进行分析。

（1）福州一是发现闽越的城市建筑和聚落遗址。上世纪50年代以来，陆续在新店的浮仓山发现有大批汉代的板瓦、筒瓦；屏山附近的省财政厅工地、农业厅工地、水产厅、省二建综合大楼工地及其他多处发现一批汉代居住遗址，出土了板瓦、筒瓦、陶水管、日用陶器等大批物件，还出土了仅限王室使用刻有“长乐未央”和“万岁”字样的瓦当，专家认为是当时的大型宫殿建筑遗存。二是留有闽越遗存的地名。如“冶山”，“越王山”、“越王台”、“侯官”等等。学界以文献与考古的双重佐证，认同冶城在福州。

（2）武夷山城村武夷山城村近年来考古发现取得了重大突破，无论是在闽越城市建筑和聚落遗址上都大大超过了福州所发现的规模和数量。其城市遗址面积达48万平方米，有东南西北四个城门，城内有五条道路，主干道宽达10-12米，城内挖掘的板瓦、筒瓦、“万岁”瓦当、砖类、日用陶器等不计其数，还有大量的铁器、兵器，铜器和玉器，以及一批大、中、小型的闽越时期墓葬。学界认为，城村确定是一座闽越国时代的大型城市，极有可能是余善掌控两越时期的闽越国北部都城，南部在福州即冶城，由汉朝册立的繇王丑驻守，而东越王余善（那个时期由于两越合一，也叫闽越王）则在北部建都，即今武夷山闽越王城。该都或叫东瓯，或叫冶，但由于没有文献记载，无法确定其名。 

（3）浦城浦城的考古发现最早可溯及新石器时代，商周两汉时期则有大量的物件及墓葬出土呈现，特别是在闽越国时期，拥有汉阳城、临江城、临浦城等三座军事要塞，但均鲜有发现闽越特征的物件。特别是三座城池遗址里没有明显的城市建筑和聚落遗存，板瓦、瓦当、日用陶器也极为少见，仅发现有少量铁器和兵器。学界认为，浦城或有可能是周代七个方国之一；其在闽越时期的三座城应属战备要塞，物件少或为汉武帝平乱后尽毁城池所致。

（4）建瓯截止目前建瓯的考古发现，代表性的有商代的彩陶、商周的仿铜陶、周代的原始青瓷等日用陶瓷；战国时期的青铜剑、青铜凿等兵器；商周时期的青铜甬钟和青铜大铙等礼器。鲜有闽越时期的物件发现，出土墓葬显示的年代几乎没有超过南北朝以前（注：大型墓葬和墓葬群是证明有贵族和聚落长期生活的力证），未发现有汉代以前的城市建筑和聚落遗址。由于没有汉代以前的聚落遗址和墓葬发掘出现，即便有散见在几个乡镇的商周时代日用品出土，学界不支持商周时代的七个方国之一有在今建瓯境内；由于没有汉代以前的城市建筑和聚落遗址，且无大型墓葬、墓葬群和文献佐证，即便有个别礼器出现，学界亦不支持闽越国时代的冶城在建瓯境内。

综合以上文献记载和考古发现，史学界普遍以为：

冶城在建瓯，既无文献记载，也无有力的考古发现，定论无法成立；

冶城在浦城，无文献记载，考古发现有城址和兵器，鲜有生活用品等发现，且城池处在闽越边塞地区，不宜为国都冶城所在；

冶城在武夷山城村，考古发现有大规模城池存在，基于没有冶县的片字记载，极有可能是余善统治的闽越国另一个都城，或者是二王并存时期的东越国都东瓯（亦可称闽越国都）；

冶城在福州，既有文字记载，也有考古发现，得到了学界的普遍认同。

李子先生的论文表达的是他个人的观点，也是一家之说，无可厚非。而官媒用倒推法所说“冶在建瓯、建瓯为闽源”看似不错，但恐怕仅限于自己说服自己，缺少他人也认同的说服力。尽管历史的发展会遵循一定的基础延续，但仅仅用后期的表现来推测初期是无法让人信服的。因为众所周知，汉武帝“徙民虚地”之后，福建曾有近200年被朝廷废弃的时间，到东汉从侯官迁自建安的南部都尉府，也主要是基于武备的考虑，不过也借此开启了闽北新的发展篇章。而自晋代以降，中原南迁入闽由北及南必然带来了闽北的发展先机，建瓯在宋代呈现的辉煌，正是时代变迁与地理位置的双重机遇所赋予的结果。这是客观存在的反超，例子比比皆是，如深圳往前40年只是个小渔村，厦门往前100年也是个渔村，香港往前120年，美国往前200年都是个荒凉之地，而盛极一时的楼兰古国如今却早已淹没在历史的尘烟之中。如此足见：仅从后期的表现无法证明前期的现实。

历史文化的考究是个严肃的命题，因为研究的成果极有可能转化为当地政府推进文化建设的目标与方向，如若引导错误，后果难免堪忧！

在历史问题上，倒推法不可取。惟有谨遵文献与考古这两条标准，才能为建瓯呈现出文化发展的正确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