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语》有云：“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

这是孔子说给学生听的话，《论语》里没有对这句话进行解释，所谓微言大义，留下了太多让后人琢磨的余地。

最早是东汉的何宴作了注解，说：“由，用也。可使用而不可使知者，百姓能日用而不能知。”此后，历代注经家都引用何宴的说法。翻成现在的意思就是：“百姓只能拿来用，不能让他们懂得道理。”活脱脱一个愚民主义的思想。这个解说版一直到现代、到如今还被人津津乐道，拿来指出儒家就是个愚民不爱民的反动派，批判孔子就是个伪君子等等。

其实，这种说法只是何宴的一家之说，他并不能代表孔子的思想。关于这句话的大义，到了宋代，就有了不同的解说。先是程颐提出不同见解：“圣人但能使天下由之耳，安能使人人尽知之？此是圣人之不能，故曰“不可使知之。”若曰圣人不使民知，岂圣人之心，是后世朝三暮四之术耶？故，非不使知之，乃不能使知之。”程颐的意思是说：“圣人能使天下百姓由着自己的意愿生活，却没办法让他们做到人人皆知。如果说圣人是不让百姓懂得道理，那岂不是圣人的心就是后世那些朝三暮四者的权术吗？这是不可能的。”程颐走出了断章取义式的单从字面解释的何宴的老办法，他联系了孔圣人的道德修养来作融会贯通的解释，完全超出了之前的释义。

这事到了南宋理学之大成者的朱熹那里，又有了更加不同的解释。朱子在他的《四书集注》里这样标注：“民可使之由是理之当然，而不能使之知其所以然也。理之所当然者，所谓民之秉彝、百姓所日用者也。圣人之为礼乐刑政，皆为民由之也。其曰不可使知之，盖不能使知之，非不使知之也。乃因民无可知理之必然之能力耳。使之知则知之必不至，苟必使之，则是强之，由亦不安，而知亦过之矣，是以必须自动追求，乃可知之。非能强使之知也。”朱子的意思：“让民众自由的生活是理所当然的事，圣人所做的礼乐刑政等等治国措施，都是为了民可使之由。而不可使之知，是因为民众没有可以接受道理的必然能力啊，不是圣人不让他们接受道理和知识，而是对那些没有能力接受的，如果强行让他们接受，则会引起他们的不安，所以，知，得让百姓自动接受，而不是强迫他们接受。”看看，朱子的注解完全站在儒家心怀天下，以仁政治国的高度来进行解释，其意和孔子及儒家一贯的思想高度吻合。

朱子上面注解的方式叫章句，即通过整个篇章及作者一贯的思想来对个别字句作深入细致的注解，跳出逐字逐句片面狭隘的注解窠臼，取得了完全不一样的注解效果。

说到这里，我们又要回过头来。“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这句话的意思，本来在宋代经过程颐、朱熹等人的注解已经完全否定了何宴狭隘的释义，却为何还有那么多人借着何宴的解释来攻击儒家的愚民政策呢？更何况朱子的《四书集注》还那么权威地影响了中国南宋以后八百多年。个中原因，我想主要有几个：一是读书不多，只看到何宴的注解；二是广博不够，无法深刻领会儒家思想，做不到融汇贯通于每词每句；三是哗众取宠，在人们广为肯定一件事儿时，一定要找到件吧石破天惊的事来证明自己的渊博。四是，当然也有可能，就是对某个人或事，有着与生俱来的反感。

读书，是件快乐的事，也是件辛苦的事。愿一切爱好读书写作的朋友们，都能在书中见到真正的大义，写出大义的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