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宋时期建州、建宁府的繁荣

北宋开宝八年（975年），忠义军复名建州。太平兴国四年（979年），因四川亦有剑州，福建剑州加“南”以示区别，辖剑浦、将乐、尤溪、沙县、顺昌5县；太平兴国五年，由建州划出邵武设立邵武军（治邵武），辖邵武、光泽、泰宁、建宁4县。从五代南唐末年到北宋初不到40年，“建”域被一分为三，形成3个地区级政区。治平三年（1066年），析建安、建阳、浦城三县地置瓯宁县，熙宁三年（1070年）裁撤；元祐四年（1089年），又以建安之半复置瓯宁县，建州辖建安、瓯宁、建阳、浦城、崇安、松溪、政和7县，辖域进一步调整缩小为闽江上游的建溪流域。南宋绍兴三十二年（1162年），以孝宗赵眘曾封为“建王”，升建州为建宁府。

北宋初年，建州划出部分县分别改属南剑州、邵武军，又先后于淳化五年（994年）升崇安场为崇安县（今武夷山）、咸平三年（1000年）升关隶镇为关隶县（今政和）、治平三年又增置瓯宁县，辖县增加，人口增长，经济文化不断繁荣发展。明嘉靖《建宁府志》载，宋代建州人口有19.71万户、43.97万人。建州城一府二县治，“楼堞翚飞，廛市鳞集”“军府殷实，井邑繁雄，冠于七聚”（刘克庄《建宁府新建谯楼记》）。尤其是建茶、建本、建盏，以“建”之名誉满天下。

两宋时期，建茶发展进入鼎盛，陆游诗曰“建溪官茶天下绝”。清乾隆《福建通志》载，“北苑茶为天下第一，官私之焙，凡千三百三十有六所”，名品迭出，产量递增。大观年间（1107—1110年）岁贡茶团达20多万斤，福建路产茶1600多担中，建茶占80%。因茶而生，“建窑”成为全国八大名窑之一，瓯宁县水吉所产兔毫盏饮誉中外，兔毫、油滴等4种产品列为宫廷专用瓷品。造纸业兴盛，各地都有手工抄造草纸，建阳玉扣纸成为朝廷奏本用纸。雕版印刷业先进，建阳麻沙、书坊成为全国三大印刷中心之一，“版本图书，上自六经，下至训传，行四方者无远不至”，号“图书之府”。矿冶业迭起，建州、浦城、邵武、松溪、政和采掘、冶炼形成一定规模。《宋史·食货志》载，全国冶铁场25个，福建16个多分布在闽江上游地区；铜场35个，福建有25个，闽江上游地区占20个。北宋至道年间（995—997年），建州“丰国监”成为四大钱监之一。

文化方面，宋代建州（建宁府）人才辈出，各领风骚。累举进士1361人（含赐进士、特奏名。据民国《福建通志》），其中建安、瓯宁（今建瓯）籍进士多达999人，占73.4%，可谓是“进士之乡”。端拱元年（988年），建阳叶齐、江拯更是独占鳌头，同榜分别高中状元、榜眼。浦城杨亿与馆阁文臣相互唱和，在宋初诗坛创西昆体；崇安柳永创作慢词，“凡有井水饮处，即能咏柳词”，对宋词的发展影响深远；建阳宋慈著有《洗冤集录》，是世界第一部法医学著作，被誉为法医学鼻祖；建瓯袁枢创新纪事本末史体，著有《通鉴纪事本末》。尤其是朱熹，在闽北琴书五十载，先后在建阳、武夷山创办4所书院，传道授业，著述讲学，形成以《四书章句集注》为代表的“致广大，尽精微，综罗百代”的理学思想体系，“建”因此有“闽邦邹鲁”之誉。

元明清时期建宁路、建宁府的变迁

元代，改建宁府为建宁路；明清时期，复为建宁府。至清末，建宁府辖域基本未变。1912年废府，实行省、道、县制，闽江上游设北路道（治今延平），下辖原建宁、延平、邵武三府所有17个县。1913年，建安、瓯宁合并为建瓯县，至此，“建安”县名在延续1700多年后被“建瓯”取代。

入元以后，随着全国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的北移，加之频繁战乱的影响，“建”域人口规模有所缩小，经济文化发展较沿海地区有所放缓，但商品经济发展呈现出鲜明的山区特色。元至元二十九年（1292年），意大利旅行家马可·波罗途经建宁府，盛赞物产丰富、商业发达、城市繁荣。明王世懋《闽部疏》载：“凡福之绸丝、漳之纱绢、泉之蓝、福延之铁、福漳之橘、福兴之荔枝、泉漳之糖、顺昌之纸，无日不走分水岭及浦城小关，下吴越如流水。”这反映了当时福建地区商品经济的繁荣以及崇安分水岭、浦城小关作为重要交通节点的地位。建溪、南浦溪等水系还使建宁府成为闽江航运的起点之一，建宁府是福建茶叶、木材、纸张、烟草、药材等农副产品的主要产区，产品大量输往江南地区，民国《建瓯县志》载，高阳（今属顺昌）杉木占全邑之半，除本地供用外，“均输出省会运售上海、宁波、天津等处”，府城及崇安、浦城等地成为重要的商品集散地。

建茶之后武夷茶兴起。元大德六年（1302年），在武夷山九曲溪畔创设皇家焙茶局，称“御茶园”。明洪武年间，朱元璋诏令禁止蒸青团茶，改贡芽茶（散茶）。清代，武夷茶全面发展，相继创制乌龙茶、红茶两大茶类，其中红茶由荷兰商人带到欧洲，迅速风靡英国皇室，催生了下午茶文化。《中俄恰克图条约》签订后，崇安成为“万里茶路”的起点，晋商通过“万里茶路”再将武夷茶带到欧亚大陆深处，武夷茶名扬中外。

雕版印刷业在明代达到鼎盛。麻沙书坊毁于元季，惟崇化存焉。顾炎武《钞书自序》载：正统年间“天下惟王府、官司及建宁书坊乃有刻板”。“比屋皆鬻书籍，天下客商贩者如织。每月以一、六日集”（明嘉靖《建阳县志》），形成中国书业史上最早的以批发为主的图书集市。据统计，明代建阳书坊约60家。张秀民《明代印书最多的建宁书坊》，列举书坊有堂号姓名可考者47家。同时，图书品种和数量繁多，明景泰《建阳县志续集》列有书目173种，嘉靖县志则多至451种。清代，因战火，大量书板烧毁，雕版印刷业逐渐衰落。

典籍里“建”的印象

纵观古今“建”的历史演绎，首先以“建安县”出现，此后在建安设立建安郡，再改为建州、建宁路、建宁府等。三国、隋唐时期，先后两度被用作福建的“域名”。宋以前，辖域主要是以建安为中心的闽江上游地区。宋至清末，境域主要在建溪流域，这种格局延续了近千年的历史。目前，南平市所辖10县（市、区）包括了清末建宁府的全部7县和延平府、邵武府各2县，与唐代建州所辖基本相当，略少了沙溪、金溪流域的部分县。典籍里的“建”碧水丹山，秀甲东南；儒教昌盛，被誉为“闽邦邹鲁”；民勤身而乐业，“桑麻被陇，茶笋连山”，其历史底蕴和文化遗产影响深远。

碧水丹山。“建”居闽江上游，绿水青山，秀甲东南。明弘治《八闽通志》载：“闽号佳山水，建安视闽中，尤号奇峻。”清康熙《建宁府志》则称：“其山高以峭，其水驶以清，竞秀争奇。”武夷山碧水丹山，更是引无数文人墨客或寻胜，或卜筑，或隐逸。历代仕宦对“建”之山水都雅爱有加。南朝宋元徽二年（474年），文学家江淹任吴兴（今浦城）令，在任三载，雅爱山水奇秀，以为“珍木灵草，皆平生所至爱，不觉行路之远”。不少名宦为官一任，便寓居“建”邑立族。清康熙《建宁府志》载：“宋仕唐，遂安人。（唐）元和中进士，任建阳县丞……爱邑山水风俗之美，病革，嘱家人曰‘我有遗爱在民，即不讳，可立族于此’，子孙遂世居焉。”“宋朱松尉尤溪时经此（考亭），爱其山水清邃，欲卜居，未果。绍熙三年（1192年），松子熹因先志，筑室居此。”先民乐山乐水，亦爱惜保护山水，勿使犯之，使悠远之。在武夷山，唐代就开始禁止全山樵采。清康熙三十五年（1696年），崇安县于四曲溪北的平林渡口立有《禁渔题刻》，申饬“下至山前灏，上至平川源，凡三十里内，不许放药毒鱼及鹧鹚、网罟入境”。在政和县杨源，清嘉庆八年（1803年）当地张氏家族特别制定《鲤鱼溪护鱼禁约》，以“祈青溪长流，游鱼长乐，人鱼同欢”。

闽邦邹鲁。“建”山川秀异，钟为人才。宋代诸儒蔚起，朱子集其大成，遂使比于邹鲁，蔚为文献之邦。“晦庵（朱熹）、西山（蔡元定）二先生过化之邦，流风遗韵宛然犹存”（明杨荣《重修府学记》）。朱松尉政和，先后建有云根书院、星溪书院，“延师以训邑之子弟”。清同治《福建通志》载：“朱松尉政和时，以公事行乡落间，闻田舍中有诵书声，入其舍，见（谢）誉对案危坐读《仪礼》……松奇之，与归，授以经史百家之言，而勉其所未至。后登绍兴二年进士。”只建县百余年的政和县由是“人文彬彬郁起”。此后朱熹与其门人蔡元定、黄榦、刘爚、真德秀等在各地相继建立书院。据旧志，宋代仅建阳建立的书院就有19所，居福建各县之首。尤其是考亭书院，朱子筑室居此，四方来学者众。宋宝庆三年（1227年），刘克庄知建阳县，在考亭书院首辟考亭祠奉祀朱熹，并将考亭比作“南闽阙里”。武夷山“道南理窟”，游酢、杨时、朱熹等理学家接踵而来，藏修著述，传播理学，历宋、元、明、清数代经久不衰。元代文人任士林曾说:“朱子既殁，凡所居之乡，所仕之邦，莫不师尊之，以求学讲学，故书院为尤盛”（《朱子文集大全类编》第一册）。书院的兴盛推动教育的普及，以致“家有诗书，户藏法律”“擢科第、登馆阁者，彬彬辈出；居畎亩、处闾里者，弦诵之声相闻”（明弘治《八闽通志》）。

民勤身而乐业。“建”士风淳朴，民多务本。“居田里者，勤身而乐业”“男务耕稼，女勤织絍”（明弘治《八闽通志》），以致“民勤耕作，无寸土之旷”（《宋史·地理志》），“水无涓滴不为用，山到崔嵬犹力耕”（朱行中诗）。“农力甚勤，桑麻被陇，茶笋连山”（清道光《建阳县志》），“工用之美，竹箑可以扇，糕饼可以粮”“其竹可以纸，其泉氿洌可以酿，其酿行东南。茶至三收，苎至四收。白雪之梨，豆腐之薧，以文公之诗名诸郡”（明何乔远《闽书》）。明万历《浦城县志》亦载：“浦当南北之冲，土地绵亘，多阡陌、山林、泽薮之利，视他邑为饶。”因此，清代《闽政领要》描述：“……建宁七属、邵武四属田多膏腴，素称产谷之乡，而浦城、建宁两邑尤为丰裕，省城民食不致缺乏者，全赖延、建、邵三府有余之米得以接济故也。”宋宝庆三年（1227年），刘克庄知建阳县，在任三年对建阳流连忘返，感叹“山水明秀，二桥如画，茶笋连山，酒妙天下，人家池榭多奇卉珍树，同由（童游）之李花极目，其土风物产之美，又宦游者之所乐也。”（詹文华）